当前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产权多元化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22-08-12 04:01:49来源:华体会官方平台下载app 作者:华体会体育在线登录入口

  当前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应重点研究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因为国有流通企业的改革相对容易,改革至今,国有流通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已不大,而国有工业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还较高,其地位举足轻重,并且由于工业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很强,不便分割,改革的难度很大。。这些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由于规模较大,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也很大。经营状况好的大企业,是当地经济的骨干和支柱,是当地税收的主要来源、就业的主要渠道;而经营状况差的大企业则对职工生活乃至当地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影响。目前部分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体制转轨和产业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大困难,改革和再造的难度很大,如何走出困境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四川的国有工业企业是在“一五”时期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四川一方面对原有国有工业企业进行调整和改革,另一方面也新建了大批地方国有工业企业。到1986年,四川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达5007户,年末固定资产原值461.6亿元,产品销售收入374亿元。1990年,四川全部国有工业企业数达7536户,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四川在继续加大对传统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力度的同时,通过招商引资、并购重组等形式又发展了一批国有控股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目前四川的国有工业企业中既有改革开放前建立的老企业,也有改革开放以后才建立的新企业;既有尚未改制的纯国有企业,也有已进行公司制改革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还有各种合资、合作的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联营企业。

  到2003年底,四川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1258户,资产总额3901.7亿元,2003年实现销售收入1730.9亿元,利税228.1亿元。其中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317户(含中央在川企业61户,下同),317户中大型企业47户,中型企业270户。虽然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户数中仅占6%,但其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利税占了一半左右,全部从业人员达79.2万人,占到规模以上工业40%,由此可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重要地位。

  总体来看,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具有资源型企业多、重工业企业多、三线企业(含军工)多、传统产业型企业多、竞争性领域企业多、老企业多、困难企业多的突出特点。具体来看,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四川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是在“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相当一部分是国家为了调整工业布局和国防战备的需要,通过行政计划手段建立起来的。据不完全统计,三线建设期间,从一、二线地区内迁四川的企事业单位达163个,兴建军工企事业单位123个,连同配套的原材料、机电等共建成三线个,其中大中型企业248个。这些企业由于是国家出于特殊考虑,按计划“嵌入”四川的,与四川当地经济的关联度、融合度较低,因此对四川地方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太明显。

  四川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富集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全国垂直分工体系中承担着资源开采和原材料供给的重要任务,先后建立了一大批资源采掘企业、原料加工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

  ,使四川工业的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重型”特征。这些企业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加快,大多沦为传统产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在三线建设时期建立了大批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在完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任务以后,已很难适应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的需要,有的已经完全丧失了生存能力,不得不退出市场。自1996年开始,四川军工行业连续7年全行业亏损。此外,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垄断行业的范围不断缩小,四川原来处于垄断行业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大多变为竞争性行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白热化,部分企业生存已十分困难。

  3、地理分布特点——布局比较分散,社会职能机构多,有的依企建市(区),政企合一、社企合一的特点明显。

  四川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很多都是依托自然资源而建立的采掘类和原料加工类企业,或是出于调整工业布局和国防安全需要建立的重工业企业和军工企业,地理分布比较分散。

  2003年,全省工业销售收入中,除工业集中度相对较高的成都市的工业销售收入占到全省的26%外,第二位的绵阳仅占9%,比重在2%~10%之间的有11个市(州),其余8个市(州)的销售收入所占比重都在2%以下。这种地理上分散布局的特点,就决定了四川许多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尤其是三线企业,在企业建设的同时,不得不配套建立各种社会服务机构,有的直接依企建市。这些企业所在的区(镇)建成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小社会,从而使之呈现出明显的政企合一、社企合一特点,企业的社会负担沉重,政企分离、社企分离困难。

  四川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大多是改革开放以前建立的老企业。这些老国有企业的人员负担、债务负担和不良资产负担等都较重,部分企业经营较为困难。从债务负担来看,

  2003年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4.89%,明显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全国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水平,这使得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利息负担较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川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改革与全国一样,沿着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战略性调整与整体搞活、产权多元化改革的路径不断向纵深推进。特别是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工作。

  2001年召开了全省国企改革与发展工作会,提出了“三个百分之百”的要求;2003年、2004年又召开了全省国企改革与发展工作会,从而有力地加快了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改革。

  10余年是企业权责利的初步调整阶段,主要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初步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前,主要是单个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探索;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后,国有大中型企业进入了“有进有退”、战略调整、扭亏脱困、整体搞活、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推进企业产权多元化的制度创新阶段。

  2003年底,四川国有工业企业的改制面达到了85.2%。其中有232户国有工业企业完成了公司制改革,有343户国有工业企业以各种方式退出国有。有的地区改革比较彻底,改革效果明显。如泸州市属的38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整体改革,基本上实现了3个百分之百(国有股100%退出,上市公司除外;国有企业职工100%转换身份;企业100%转换经营机制),整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2001~2005年退出规划的517户企业已有422户完成退出,占计划总数的74%。扭亏脱困效果良好。2003年底,四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由1998年的67%下降到20%,21个市、州全面实现盈利;40个行业中的36个行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净盈利。具体来看:一是重点行业实现了脱困;二是长期困扰四川工业的“老大难”已经基本解决;三是重点统配煤矿的扭亏效果明显;四是省属下放企业的改革工作基本完成;五是军工行业的扭亏脱困进展明显。

  2003年底,全省有66户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居西部地区之首,融资近300亿元;有90户重点优势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有140户企业完成了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工作;有119户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现产权多元化;有37户企业实现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有106户企业完成了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

  4、政企分离和社企分离有所推进,政府取消了一大批审批项目和向企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企业办社会的职能正在逐步分离,有的地区已经全部完成分离。有的地区还在改革过程中,对职工实现了社区化管理,实现了企业社会职能的彻底剥离。

  经过近几年的改革探索,四川积累了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改革、改制的许多经验。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条:

  一是政府决心大、政策到位、工作扎实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基础。因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老板”是政府,政府的态度非常重要,整个改革必须以政府推动为主。在四川,

  2001年、2003年、2004年的三次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会以及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政府决心改革的证明。绵阳和泸州对企业现任经营者都提出了“不换思想就换人”等要求对推进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改革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统一政策与分类实施相结合的策略。即改革是方向,必须坚持改革,深化改革,这是原则,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但是,在具体怎么改的问题上则要注意灵活性,要因地制宜,一企一策。同时,在改革中既要制定统一政策,以便规范改革和改制,又要根据企业的不同类别、不同情况,分类实施,否则就必然导致鞭打快牛或苦乐不均,甚至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在这方面,泸州的经验很有代表性。

  三是要千方百计盘活存量资产,努力解决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而不是让大量职工回家靠“低保”度日。为此,在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一定要以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的再就业为重要原则来推进改革。这就要求在实施国有企业兼并破产、改制重组过程中要千方百计盘活存量资产,尽量吸纳更多的原企业职工再就业。在这方面,绵阳和泸州均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改制不彻底,改制“夹生饭”普遍,遗留问题较多。部分已改制的企业成为“翻牌公司”,没有真正触动产权,产权多元化推进迟缓,国有资本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占了

  70%以上,特别是集团公司几乎都是国有独资公司,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一些企业的母子公司体制不规范,在财力、资产、人员及机构等方面没有真正分开,母子公司的体制性矛盾突出,母公司侵占子公司利益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不完善,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国有资产出资人没有真正到位,“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不明、权责不清,常常产生相互掣肘和内耗现象;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尚未形成。由于改制不彻底,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例如,一些改制企业的职工身份未转变,现在来解决此问题就很难;以资产安置职工的企业股权十分分散,现在要集中股权很困难,这种平均持股方式对企业决策很不利等等。

  二是有些改制企业的经营机制并没有真正转变,经营状况没有根本改观。部分企业的经营决策仍然依赖个人或少数人,没有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科学决策机制;“三项制度”改革不彻底,没有形成优胜劣汰、奖勤罚懒、不断创新的激励机制;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动力仍然不足,缺乏发展后劲。由于改革不到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仍然很弱,经济效益没有明显提高。

  三是改革进展不平衡。中央在川企业改革明显滞后于地方企业,省属企业明显滞后于市属企业;上市公司的改革明显落后于非上市公司;各市州之间的企业改革差距较大。部分市州如泸州已经基本完成市属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而一些市州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则进展不大。目前,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市属企业大多开始深入到产权制度改革阶段,而省属以上企业尤其是中央在川企业目前的重点则还是在推进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和辅业改制等“外围”性改革,有的甚至还没有完全解决“集体”企业的分离问题,对母子公司体制的规范和主业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力度就更弱。

  四是改革攻坚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目前,好改的企业已经基本改了,剩余的企业大多是很难改的。对于特困企业,由于难以筹措必要的改革成本,改革很难推进。而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推进改革也有很多困难,只是这种困难与困难企业不同而已。因为经营状况好的企业所涉及的利益群体更多,关系更为复杂,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难度更大。

  一是认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个别地区和企业领导对企业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对一些困难企业,“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仍然比较严重,求稳怕乱,怕担风险,不敢推进改革。对一些优势企业,则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缺乏发展的危机感和改革的紧迫感,甚至担心“肥水流入外人田”、“办事不方便”而不愿推进改革、阻挠改革。

  二是深化改革的体制性矛盾较大。①虽然成立了统一的国资管理部门,但改革的实施仍然需要许多职能管理部门的配合,这些部门在企业深化改革中地位、角度不同,尤其是利益不同,其态度就不同,导致企业无所适从,改革阻力很大。特别是一些职能部门对政策的理解不统一,导致一些政策难以落实。例如,四川根据国家(

  2002)859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对859号文件,省财政厅、劳动保障部门、经贸委的解释都不同,而且中央、省、市的文件差别也很大,往往中央政策规定清楚的,到省市后都落实不了,这给省属和中央属企业的改革带来困难。又如,对于职工经济补偿金的计算,企业和职工要求按照国家文件规定——按企业实际月平均工资水平计算,一些职能部门却要求按照企业缴纳社保基金的企业月平均工资水平计算,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差距很大。同时,对于主业企业的员工是否也要转换身份,政策很不统一。中央企业和省属企业对主业企业的员工不转换身份——不给经济补偿金,而市属企业大多对主业企业的员工也转换身份——给经济补偿金。再如,对于经营性资产有效与无效的界定标准不好把握,企业认为是无效资产,应当予以核销的,而一些部门却认为是有效资产,不予核销。这样,企业和职工就认为以资产形式安置职工的资产实际上有些是无效资产。②部分企业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在过去机构改革过程中,一些厅局转为控股公司,将原来完全独立的省属企业纳入这些控股公司,撤消了原企业的董事会,在体制上造成一些混乱,增加了企业决策的难度,限制了原企业作为独立法人的许多经营管理权,窒息了企业活力,甚至出现了控股公司与其子公司之间“见利就争,见责就推”的局面。这种状况对深化省属企业改革十分不利。例如,作为控股公司按理应当主要负责其子公司发展战略的规划和指导等宏观性、战略性工作,但实际上却管的是子公司的产品销售等效益好、有利可图的具体工作。③企业内部母子公司之间的体制矛盾大。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四川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很多都建立了母子公司体制。但是,母公司大多只是为子公司提供后勤服务和实施股权管理(上市公司尤其如此),其主业不突出甚至根本没有主业,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非常低。因此,在实际运行中母公司往往连年亏损,有的早已资不抵债。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有关政策,母公司应当实施破产,但实际上难度很大。首先是母公司的职工不同意,他们认为要破产就必须母子公司一并考虑。其次子公司也处“两难”境地。母公司不破产,其亏损越来越多,难以正常运转,不得不靠年年向子公司“借款”度日,挤占子公司的大量流动资金,大大降低了子公司效益,对子公司的股东不公平,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更困难。长此以往,最后会拖垮子公司。若母公司实施破产,由于子公司的大股东是母公司,也必然导致子公司深陷困境甚至破产。可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深化改革的体制性障碍较大。

  三是在企业改革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较大。①国有出资者(政府)与企业现任经营者的矛盾较大。其矛盾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企业改革、改制很积极,很急切(政府对国有企业拖不动也拖不起了),而企业经营者为了保“位子”和避免矛盾不愿推进改革、改制。二是对企业改革、改制的具体方案上分歧较大。例如,对于剥离企业的办社会职能,企业认为政府对接手社会职能机构的要价很高或者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费用政府不承担,有的企业就不愿剥离其社会职能机构。另外,企业只愿剥离交出经营很差、前景不佳的“社会职能机构”,而政府只愿接手经营很好、前景乐观的“社会职能机构”。双方的谈判十分艰难。又如,在国有股退出的比例和退出的形式上,一些现状和前景都好的企业,政府不愿过多降低国有股比重,而企业现任经营者则希望国有股尽量多退出甚至完全退出。在退出形式上,企业现任经营者希望以“企业内部人”为主,特别是经营者购买较大比例的股份,同时鼓励职工持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而政府则认为外来“和尚”好“念经”,希望以“外部人”为主,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来改善股权结构,促进企业发展、壮大。此外,在采取增资扩股方式还是采取国有股转让退出方式来改善股权结构也存在一些矛盾。在国有资产的评估和处置上,企业对政府聘请的评估机构及评估内容和结果不认同,尤其是对无形资产的评估,分歧很大。②职工与企业经营者(集团)之间的矛盾较大。职工普遍比较反对企业经营者持大股,而企业经营者则要求持较多股份。这一矛盾在经营现状和前景较好的企业表现尤为突出。

  四是改革成本匮乏,推进改革难度大。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国企改革的能力普遍较弱,无法主动承担企业改革成本,推进改革难度大。一些地方政府由于无法承担必要的改革成本,许多企业办社会职能无法分离或者分而难离、分而不离。劣势国有企业几乎无力承担改革成本,其改革尤为困难。四川省仅进入全省退出计划的企业的职工安置费缺口就达

  五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促进产权多元化比较困难。由于四川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都处于资源型等传统产业领域和竞争性领域,经营成本高(仅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就很高),加之,由于老企业多,办社会职能、冗员、债务、不良资产等历史包袱沉重;再者,由于四川的地理条件、交通通讯、人才基础、法制及政策环境等投资环境与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这诸多不利因素,就决定了四川引进优秀的战略投资者十分困难,对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对国企的产权多元化和改制后企业的发展形成严重制约。例如,目前,四川省国有企业所办各类社会职能机构还有

  370个没有分离,从业人员达2.5万,年支出费用达8亿元。由于许多企业远离城区,地理条件不佳,其社会职能机构剥而难离,难以真正精干主体,减轻企业负担,外部投资者大多望而却步,不愿进入。当然,对四川的一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行业来说,一般的民营企业既无实力进入,有的行业(军工、统配煤矿等)国家政策也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因此,四川引进战略投资者,促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比较困难。

  六是下岗职工安置难,社会不稳定隐患大。一方面,大量职工集中下岗,而民营经济不发达,再就业渠道很少,加之许多民营企业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使国有企业职工不愿到民营企业再就业。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职工的观念转变慢,许多企业不愿使用,在再就业的过程中甚至竞争不过农民工。这样,下岗职工安置难尤其是再就业十分困难,严重制约着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推进。此外,国有亏损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生活费、集资款等现象十分突出。这些都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四川存在严重不稳定因素的企业有

  七是企业的社会配套服务滞后,缺少社会化管理机制,阻碍着企业改革尤其是企业破产的实施。由于许多企业远离城区,对于必须实施破产的企业,其职工认为自己工作多年的企业没有了,自己的“家”就没有了,自己以后要办什么事很不方便,所以职工大多坚决反对企业破产。

  1)虽然各级政府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决心很大,工作很积极,但一些政策措施不完善、不配套或没有实施细则,在改制过程中,有的仅对企业辅业改制、转换身份的职工给经济补偿金,有的则对主业职工也给经济补偿金;有的仅对非上市国有企业的职工转换身份给经济补偿金,有的则对上市公司的职工转换身份也给经济补偿金;有的只对劣势企业的职工给经济补偿金,有的对劣势企业和优势企业的职工都给经济补偿金;有的仅对解除原劳动关系并自谋职业的职工给经济补偿金,有的则对变更劳动合同并仍在原国有控股企业工作的职工也给经济补偿金。(2)改革政策不统一,甚至存在较大矛盾,使企业无所适从。例如,在给职工经济补偿金标准问题上,政策不统一。改革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的标准不统一;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经营状况、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标准不统一。这就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也增大了社会不安定隐患。给经济补偿金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对自谋职业的职工给现金补偿,对仍在改制后的企业工作的职工以资产形式安置(折为股份);有的则对所有职工都给现金补偿。经济补偿金的支出渠道也不尽相同。有的经济补偿金支出冲减国有净资产,有的则进入企业管理费。再如,对离退休职工移交社会保险机构管理后企业是否继续给补贴的政策不统一,有的企业继续给补贴,有的企业不再给补贴。此外,对资源枯竭、产业萎缩的国有企业如何寻找接续产业,解决职工再就业的思路尚不明晰,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

  企业具有市场竞争力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最重要的是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只有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彻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四自”法人实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有相应的微观经济基础。

  目前,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改制面虽然较高,但大多是名改实未改、换汤不换药,“外围”(辅业)改了,“核心”(主业)未变。特别是在企业产权结构调整方面,进展较慢。大中型集团公司几乎都是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其控股的子公司的国有股比例也很高,大多在

  70%以上。这种国有股一股独大甚至独占的产权结构,导致政企关系难以真正理顺,母子公司体制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难以真正规范,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难以真正到位,整个经营机制难以彻底转换,最终导致企业改革的效果不佳。其结果便是:好企业的发展因缺乏制度和机制保障而可能变差,差企业则越来越差直至走向破产的态势难以被真正遏制。要遏制和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深化改革,从经营者选拔任免机制、经营决策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劳动用工机制等机制层面上彻底解决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弊端。

  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产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均十分重要。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处的冶金、重大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行业不仅在四川、在西部具有重要地位,在全国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2003年底,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利税占到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一半左右。若考虑其对有关产业和小企业的带动作用,其经济地位就更显突出。在现实经济中,一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往往就决定一方经济。四川317户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近80万人,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不言而喻。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如此重要的地位就要求加快深化其改革,为其持续健康发展、做大做强提供可靠的制度基础。

  入世以前,国有工业企业是在国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某些人为的垄断政策等直接保护下生存和发展的,使它们能够避开或减弱直接的市场竞争。入世以后,国有工业企业的这一切政策“偏饭”都将逐步取消。加之,我国经济自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进入了全面的相对过剩阶段,国内市场竞争已经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其生存和发展面临很大危机,惟有加快改革、全面改革、深入改革,使之彻底转型、脱胎换骨,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此外,承接国外和东部地区生产能力、产业和技术的转移,需要建立高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因而也需要尽快深化企业改革,形成能与国际接轨的企业制度,从而找到承接、吸纳外部力量的制度性、机制性“接口”。

  近几年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并非机制性的而是政策性的,是国家通过力度很大的政策支持,集中实施了破产兼并、核销呆坏账、债转股等实现的,因此,这种扭亏脱困具有外在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运动式”的扭亏脱困不可能持续下去。因此,不能被暂时的表面的扭亏脱困的“胜利”冲昏头脑,而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深化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改革,从制度上、机制上割断“亏损”源。

  目前良好的国内外形势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具体来看,四川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虽然区域性冲突时有发生,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这种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和我省经济的发展。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的进程之中。这种世界性的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大转移为四川引进外资、借助外部力量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机遇。

  近几年,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进一步转移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政策措施,为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指导。党的十六大以后,逐步建立了“中央统一所有、地方分级代表”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结束了过去“五龙治水”、责权利不清的旧体制,减少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同时明显调动了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性,大大推动了各地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

  20余年的改革探索,四川各地在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为推动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借鉴。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深化国企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思想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统一,对深化改革的思路也越来越明确,推动改革的工作力度越来越大。绵阳、泸州等改革先行地区的经验,对其他地区的改革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90年代中期开始,绵阳市充分利用其享受国家“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政策的机遇,积极实施了大批国有工业企业的兼并破产和减员增效工作,优化了资源配置,盘活了存量资产。近两年来,泸州市对市属38户企业实施了整体推进的改制策略,全市国有企业改革已基本完成。这两个市通过推进国企改革,企业经营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解决了大批职工的再就业,对其他地区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改革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虽然四川的民营经济不及东部发达,非国有资本不足以承接其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中国有资本的大量和集中退出,但是,在对内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四川可以利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非国有资本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转变观念、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此外,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职工社会化管理制度,尤其是民营企业被同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后,将大大促进国有工业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从而推动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深化改革。

  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深化改革的根本方向是进行制度创新,即要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

  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应当是:根据企业的具体实际,以企业的产权多元化为突破口,建立多个投资主体相互制衡的产权结构,进而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彻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企业做强做大。

  从理论上说,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产权多元化是现代产权制度的根本特征,其核心是形成多元投资主体相互制衡的产权结构。没有产权的多元化,企业就不可能真正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而无法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集团)过程中,推进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产权的多元化,对于其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增强竞争力、吸引优质资源、做大做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产权的多元化是我国国有工业企业长期改革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尽管经过

  20余年的改革,但总体上低效率和低竞争力的状况并未真正改观,而且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暴露得愈加明显,面对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只能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滑向亏损边缘和资不抵债的泥潭,大批企业最终不得不关闭破产而退出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虽然相当一部分国有困难企业在国家特殊政策扶持下实现了扭亏,但这种“运动式”扭亏脱困具有政策性、外部性和暂时性,并没有从管理体制上、企业制度上和经营机制上消除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因此这种扭亏脱困是不可能持久的,国家政策也很难继续支持这样的扭亏脱困工作。许多国有企业享受了优惠政策,死而复生或者苟延残喘,但最终仍然深陷困境而难以自拔的事实清楚地说明:国有企业政策性的扭亏脱困只能是暂时的,国有企业陷入亏损甚至资不抵债困境却是制度性的、机制性的。

  10余个年头,但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许多企业改制而难以转机,穿新鞋走老路,有的只是“翻牌”而已,现代企业制度流于形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必由国家控制(股)的大量普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并没有真正改革产权制度,更没有建立多元产权主体相互制衡的产权结构,而是国有股一股独占或独大,并且国有产权主体没能真正到位。其结果便是:改制而不转机、穿新鞋而走老路。这种情况即使在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示范的上市公司中也比比皆是。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和控股的企业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必须进一步推进产权的多元化、分散化乃至民营化,使企业形成多种所有制成分相互制衡的产权结构,在此基础上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目前国有工业企业产权多元化的主要方式有三种:即增资扩股、股权置换和产(股)权转让。这三种方式并非对所有国有企业都同样适用,而是各有侧重对象。增资扩股方式更适用于整体状况好、发展前景乐观、投资环境佳、投资回报率较高的优势企业。这是我国上市公司和中外合资企业普遍采用的方式。在过去国家对国有产权转让的政策尚不明朗、不宽松的情况下,这也是国有工业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惟一方式。对于广大普通企业尤其是劣势企业则很难引进外部投资,因此难以采用增资扩股方式降低国有股比重。股权置换方式尽管可以减少对现金流的需求,但由于受到资产特性、行业特性和企业自身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往往难以普遍采用。这种方式更适合于同行业或者具有内在产业联系的企业采用。国有产(股)权转让方式应当说适合所有企业,对于不宜采用前两种方式的普通国有企业,采取此方式则可以较快地实现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甚至非国有化。国有产权部分甚至全部转让退出,实现产权多元化甚至民营化。这是我国近

  10余年来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比较普遍采用的方式。企业究竟采用哪种方式,应根据企业自身情况而定,选择原则只有一个,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良性发展、做大做强。

  一般来说,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即以引进增量资本为主的方式推进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是最佳方式。因为增量资本的进入能够使企业迅速做大,若是引进同行业的优势企业进行重组,优化产业链的资源配置,还能够使企业迅速做强。但是,对于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来说,除国家规定的少数企业和经营现状好、发展前景乐观的个别企业外,其他企业应当以国有产权退出为主,有的企业尤其是竞争性领域的企业的国有产权可以完全退出。其理由是:

  一是从投资环境看,四川的开放程度低、引进外部增量资本的条件相对较差。四川不仅地理位置、交通通讯等投资的硬环境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而且投资的软环境也不尽如人意,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较弱。不仅如此,近年来,四川原有的一些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总部或组装车间开始不断迁往投资环境更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出“孔雀东南飞”的态势,四川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险。

  二是从企业自身看,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处产业领域和经营状况、发展前景,决定了许多企业很难采用增量主导型方式吸引外部增量资本进入。四川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大多属于传统产业领域和竞争性领域,“重型”企业多,老企业多,改造任务重,经营成本高,投资回报低,目前经营状况不佳,发展前景也不乐观,因此,对外部增量资本的吸引力很小。

  三是从外部投资者看,由于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规模大,只有调整存量资本结构,转让部分甚至全部国有产权,才能引进新的投资者。由于拟进入的投资者在企业能够保证给予其较高的稳定的投资回报情况下才愿意作为“优先股”股东,否则,拟进入的投资者大都要求自己是最大股东,处于控股地位,而决不愿意处于参股地位。而目前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很难给投资者较高的稳定的投资回报,所以很难引进“优先股”股东。而拟进入的投资者尤其是非国有投资者要达到控股地位,对于规模较大的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来说,只有调整存量资本结构,转让部分甚至全部国有产权,否则,愿意投资者寥寥无几。

  目前,与全国一样,四川大中型工业企业国有产权的退出机制尚处在探索之中,还很不完善。其主要表现是:

  一是产权交易市场本身很不成熟、不完善,难以提供相关的高质量的服务。①有许多地区尚没有产权交易市场,已经有的产权交易市场也很不成熟、不完善,系统化和网络化水平低,运转效率不高。②各地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缺乏相关的政策文件尤其是法律法规的指导,审批“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缺乏统一的协调和管理,遍地开花,很不规范,不利于建立全国甚至全省统一的现代产权交易市场。③产权交易市场的行为不规范。其角色定位不准确,往往具有双重性,既是交易的裁判者、信息场地提供者,有些又从事产权交易经纪业务。

  二是很多人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入产权交易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进入产权交易市场程序复杂、手续烦琐,操作麻烦。因此过去工业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大多没有进入产权交易市场,而是采取协议转让方式。

  三是产权交易中的地方保护色彩较浓。一些地区和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只愿进入本省甚至本市(州)的产权交易市场,目的是为了“方便”和“保护”本地区政府和企业的利益。

  一是受思想观念和认识的制约。许多人认为,转让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尤其是经营状况尚好的优势企业的产权,会影响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甚至会动摇公有制基础。在具体操作中,许多人认为国有产权转让价一般都低于评估价,尤其是在暗箱操作中,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有关人员怕担此风险,因此,不敢通过转让国有产权来推进产权多元化。对于国有产权退出中是否给职工经济补偿金或资产安置、给多少金额的认识分歧很大。企业管理层及职工认为,转让部分或全部国有产权、实行企业产权多元化,必须解决原国有企业所有在册职工的身份问题,即必须给职工经济补偿金或资产安置(折为职工股份),才能真正形成市场化的用工机制,才能引进优秀的投资者。国有股股东即政府则认为,只能对转让国有产权的比例较大至参股地位甚至完全退出的原国有企业职工给予经济补偿金。在给经济补偿金的标准上,企业管理层及职工要求按照国家或省、市(州)的标准就高不就低,而政府则要求就低不就高。

  二是受国有产权受让方不足的制约。由于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一般都具有规模大、整体素质高的特点,对产权受让方的要求也较高。而目前非国有企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相比不仅数量少、规模小、实力弱,而且整体素质也较低,二者很难“对接”。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政策、四川的地理位置、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自身经营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产权转让给外资企业相对较难。

  三是受行业政策的制约。尽管我国在入世承诺中已经明确了要加大开放力度,扩大外资进入的产业领域,并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政策。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符合政策规定的一些开放性行业如基础性产业在引进外资时仍受到较多限制。而四川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大多属于基础性产业,因此,通过转让国有产权,引进外资实际上受到较大的限制。

  四是受企业自身状况的制约。①企业领导集团利益的制约。很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实行的是任期责任制,他们对企业改革的压力不大、动力不足,一些领导者为了继续保住自己的帽子和位置甚至千方百计阻挠企业的国有产权向外转让,对企业国有产权的退出形成严重障碍。②受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尤其是发展前景的制约。四川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大多属于传统产业,在全球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形势下,其经营状况尤其是发展前景常常受到怀疑。这就增加了寻找优秀产权受让方的难度,从而阻碍了产权的退出进程。

  五是受企业所在地政府及管理部门一些领导者利益的制约。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是其所在地经济发展、社会就业的支柱和骨干,更是地方政府及管理部门一些领导者获取政绩的金字招牌,还是个别领导捞取私利的“肥肉”。因此,他们往往极力反对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产权转让。

  六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来看,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产权转让必然会带来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从而引起一部分职工下岗,而给经济补偿金并不能真正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就业安置才是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但是,四川的非国有经济规模小、实力弱,吸纳下岗职工的能力较为有限,若再考虑大量农民工的竞争,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后就很难实现再就业,进而必然增加社会的不安定隐患。

  1)、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党的有关文件精神,如“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快工业企业国有产权的退出步伐,加大退出比例,促进企业形成合理的多元投资主体相互制衡的产权结构。

  2)、在对国有产权转让价格问题的认识上,要多算大账、活账、长账,少算小账、死账、短账。国有产权转让价低于评估价,并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而是产权市场供求状况的正常反映。只要这种“流失”有利于吸引优秀的受让方,促进企业优化重组,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地发展,就应当理解和支持。

  3)、对于国有产权退出中是否给职工经济补偿金或资产安置的问题,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建立市场化的用工机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内容。只有建立市场化的用工机制,才能实现职工能进能出,才能消除冗员,提高效率,也才能引进外部投资者,促进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而要真正建立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就必须解除原劳动关系,彻底转换原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这就要求按照有关政策规定给职工相应的经济补偿。

  剥离社会职能和分离辅业是精干企业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由于历史和自然资源分布以及体制等原因,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地理分布比较分散,而且大都远离城区,因此,很多都办有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各种社会职能机构,不少大中型工业企业还办有公安和法院等。同时,兴办了大量的房管(物业)、运输队、安装队等辅业。这些社会职能机构和辅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当时社会分工很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对企业的稳定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尤其是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白热化,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竞争力不断下降,生存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这些社会职能机构和辅业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必须尽快实施剥离和改制,让其面向社会,自求生存和发展,以精干主体,为主体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增强市场竞争力奠定基础。对此,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企业要转变观念,正确认识企业“小”与“大”的关系。要彻底改变一些企业领导贪大求全的认识误区,认为剥离社会职能机构和辅业就会使企业变小,自己掌握的权利就会变小,企业的地位就会下降,得到政府的支持就会减少。二是企业领导和员工要树立长远发展的思想。过去,企业办有社会职能机构和辅业,职工“办事”很方便,享受的福利多,分离这些机构后就会影响职工的利益。这就需要企业领导和员工转变观念,要从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出发,加快社会职能和辅业的剥离。三是政府及有关管理部门要调整过去的一些考核评价指标,制定有利于企业剥离社会职能机构和辅业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如制定质量指标、核心竞争力指标、人均效益指标等等,引导企业主动剥离社会职能和辅业。四是政府要努力筹措有关经费,促进企业分离社会职能机构。对于改革开放以前建立的国有老企业尤其是中央在川企业,应当在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中增加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的专项经费。

  1)、要提高国资管理部门在促进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其在协调财政、银行、国土、劳动、人事、社保、就业等有关部门利益中的权威性,统一和落实改革政策,促进国有产权的转让和退出。

  2)、要进一步理顺和规范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集团)内部的管理体制。要推进国有控股公司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形成与其控股子公司相协调的体制模式和治理结构,减少管理层次,提高管理效率,尤其是要科学界定国有控股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的责权利关系,完善母子公司的考核评价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国有产权的有序退出。

  3)、依据《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真正确立母子公司之间独立的法律地位,尤其是要增强子公司的独立性,防止母公司亏损、占用子公司资产(资金)而拖垮子公司。要制定相应政策,保证母子公司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独立性,为加快国有产权转让退出提供政策环境。

  要正确处理国有出资者(政府)、企业现任领导集团、职工之间的利益关系,大家都要从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积极推进企业国有产权的退出,为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产权制度基础。

  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尤其是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及服务等软环境,既留住原有优势企业,又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引进外部投资者,消除国有产权受让方不足的制约。

  要多渠道解决改革成本问题,努力消除国有产权退出的成本制约。这方面,四川泸州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泸州在改革成本上突出了一个“筹”字,千方百计多种渠道筹集改革成本

  6亿多元。①通过对企业的国有存量资产变现筹集一点;②通过正常财政预算安排筹集一点;③通过压缩财政支出、全市机关过紧日子节约筹集一点;④政府负债筹集一点;⑤通过减免实施企业改革改制的有关欠资来筹集一点;⑥向省上争取支持筹集一点。

  1)、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要将民营企业同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撑起“保护伞”,同时吸引下岗职工多去民营企业再就业,促进国有产权的转让。

  2)、一方面,政府要制定相应政策,鼓励企业多用下岗职工,广开再就业门路。同时,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中要充分考虑原企业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努力促进同行业企业重组,盘活原企业存量资产。另一方面,下岗职工自身要转变就业观念,努力提高劳动技能,勇于参加竞争,多渠道实现再就业。

  3)、要推进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化管理,建立必要的工人社区,强化社区服务职能,让国有企业职工离开企业后有新的“家”(社区),给职工必要的安全感,为企业国有产权退出尤其是实施企业破产创造条件。

  产权交易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产权交易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大量的企业购并、成果转让和投融资行为都是在证券市场之外的产权交易市场进行的,它的市场功能是资金借贷市场和证券市场所不能替代的。

  完善的现代产权交易市场是建立国有产权市场化退出机制的关键。因为企业国有产权只有进入产权交易市场进行转让,才能保证产权交易行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才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才能在广泛征集受让方中找到优秀的受让方,促进企业重组后做大做强。否则,企业国有产权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就无法建立。建立完善的现代产权交易市场有以下重要意义:

  1、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才能为国有产权“进场交易”提供场所,才能促进政企分开。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就要求政企分开。这就要求政府不再充当企业改制、兼并、破产及国有股权转让的主角,企业的经营活动交由企业的授权机构负责。如何对授权机构进行监管,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采取一对一的谈判甚至完全暗箱操作,让市场和社会来监督。这就要求建立产权交易市场,为国有产权“进场交易”提供条件。

  2、通过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促使国有产权“进场交易”,才能反腐倡廉,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在产权转让中,国有资产是商品,但又不是一般的商品,有很大的特殊性。一是固定性和附着性。与普通商品相比,企业资产不可搬运,而且只能依附于一个企业。但是,企业状态千差万别,有的企业包袱很重,有大量的富裕职工,有显性的或隐性的债务。二是资产评估存在较大的主观性,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块资产的价值“评估”相差悬殊。因此,资产评估得出的价格只能是一个参考价,真正的交易价格只能通过市场去发现。如果国有产权的交易不在规范的市场里公开进行,不充分发挥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则在交易过程中就极易滋生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3、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促使国有产权“进场交易”,不仅不违背企业购并重组的自主、自愿原则,而且能够帮助转让方寻求最佳的受让方,促进企业的优化重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国有产权的转让方可以对受让方提出要求和条件,并对其资格进行审查,而不是“拉郎配”。因此,“进场交易”并不违背企业购并重组自主、自愿的原则。而且,产权交易只有进入市场,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才能引进国际资本参与我省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才能调动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和改造的积极性,才能为转让方寻求最佳的受让方。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有关文件和政策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该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凡是没有按照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的交易都应该“被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四川的国有资产总量达

  2000亿元,居全国第10位,需要转让和退出的数量很大,应当加快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形成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具体来看,需要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全国应制定加强国有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四川要根据全国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结合四川产权交易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权交易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以指导全省的产权交易市场建设。

  要根据有关管理办法,完善已经有的产权交易市场,扩大其规模,提高其系统化和网络化水平。同时,要大力培养产权交易信息网络建设和有关的专业人才队伍,提高人员素质,改善服务质量,为企业的产权交易提供良好的平台。

  完善的现代产权交易市场是由多层次、多区域的产权交易市场构成的。在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尚未形成之际,应当鼓励建立各具特色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但要相对集中,不能遍地开花,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四川产权交易市场在全国起步早,影响大,基础好,完全有条件形成区域性、专业性(国有产权)的现代产权交易市场。但是,目前,四川的产权交易市场比较分散,没有形成规模优势,专业特色也不够明显,地方保护主义色彩较浓。四川不仅有“四川国资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四川产权交易市场”、“成都托管中心”和“成都技术产权交易所”等公开的产权交易市场,而且许多市县都成立了产权交易中心。这种各自为阵、遍地开花的产权交易市场很难形成规范的现代产权交易市场,难以为我省国有产权的转让和退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其交易效果也较差。为此,有关部门应根据国家有关管理办法,尽快制定一些政策,促进产权交易市场的股份制改造和合并整合,适当集中,鼓励各产权交易机构投资入股,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合力,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规范的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产权交易市场。

  要大力宣传国家的有关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提高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自觉地将产权交易活动纳入产权交易市场,规范交易行为,减少非市场化转让,杜绝暗箱操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要以有利于推进四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转让和退出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国有产权转让方面的有关政策和管理办法,为企业国有产权的退出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比如,在清产核资和审计过程中,对资产损失的认定与核销的规定应适当放宽;在资产评估中应与国际接轨,主要采用资产的市场评价法;适当延长国有产权转让价款的付款期限等等。

  要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和企业的具体情况,科学确定国有产权的转让金额、比例和转让步伐。对于以基础性工业为主的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央属企业来说,其国有产权的转让金额、比例和步伐受国家产业政策的限制较大,许多企业的国有产权只能分步地转让适当比例的国有产权,而不能一次性转让,也不能全部转让国有产权。

  要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企业的具体情况,科学选定国有产权的受让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国有产权的转让必须公开征集受让方。因此,转让方对受让方的资格限定和条件要求是影响国有产权转让效果的重要因素。对于老企业多、传统产业企业多的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来说,在转让国有产权时,既要考虑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要求,选择有内在产业联系的新兴产业企业受让方,又要考虑四川下岗职工多、再就业难的现实,努力选择同行业的优势企业作为受让方,以盘活存良资产,增加就业岗位。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则是需要认真深入研究的问题。

  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科学确定国有产权的具体转让方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国有产权的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对于国民经济关键行业、领域中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的,企业实施资产重组中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给所属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经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可以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国有产权”。除此而外,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公开征集受让方。然后再根据情况选择协议转让、拍卖或者招投标方式。根据近几年的实践,招投标方式更有利于企业选定最佳受让方。因为拍卖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得较高的转让价格,而对国有产权这种特殊商品来说,尤其是转让方原行业发展情景较好的企业产权来说,转让的根本目的不光是获得好的价格,更重要的是产权转让重组后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和做大做强。这就需要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来选定最佳的受让方。在这种方式中,出价高者不一定有能力使原企业资产盘活和做大做强,而出价低者,只要有能力使企业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也可能成为最佳的受让方。

  MBO)这种形式的企业较多。这种方式的最大好处是企业管理层是“内行”,对企业的情况非常了解和熟悉,因此,其收购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而且,这种方式与职工平均持股相比具有避免新的资产大锅饭、提高决策效率等优点。但是,这种方式的缺点也显而易见。首先,这种方式会给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风险。管理层大多希望在很短时期内将自己的投资收回来,因而往往会进行掠夺经营和畸高分红,从而影响企业的再投入,同时很难避免股东侵占职工的利益(低工资)、大股东侵占小股东的利益。这就必然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使企业发展面临较大风险。这种现象在过去四川国有小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已经反映出来。二是这种方式使企业产权倾向于封闭,使管理层的利益固定化,极不利于引进外部投资者,对企业通过资本运作、资产重组而做大做强形成很大障碍。再者,这种方式很难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决策机制和经营管理机制方面容易使大小股东之间产生尖锐矛盾,出现大股东操纵现象。因此,在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应当适当控制。

  随着我省国有工业企业产权的多元化和非国有化,要求对其进行管理的内容和方式也必须相应改变。否则,符合现代企业需要的产权界定制度、产权分割制度、产权使用及受益制度、产权处置(流动)制度等现代产权制度就无法真正建立,企业也难以高效运行。因此,必须精简机构和转换政府职能,构建小而精的符合以产权多元化为特点的现代企业要求的政府及其职能机构,才能保证产权多元化后企业的高效运行。

  总之,在面临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的情况下,以资源型企业多、重工业企业多、三线企业(含军工企业)多、传统产业型企业多、竞争性领域企业多、老企业多、困难企业多为突出特点的四川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必须以国有产权适当转让退出为主要方式,大力推进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改革,努力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彻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走出一条健康、快速、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进一步发挥其对四川新型工业化及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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